正如《陶行知教育名篇》序言中所批評的,我是“只知陶公其人,未知陶公其說”。陶行知說,“有時候,我們?yōu)閷W生做的事體越多,越是害學生”“問題自決得越多,則經(jīng)驗越豐富。若是別人代我解決問題,縱然暫時結(jié)束,經(jīng)驗卻也被旁人拿去了”“人不能沒有休息,但休息是人最險之時。人無論怎樣忙,都沒有損害;倘若休息,則魔鬼立至。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上許多惡事,都是在休息時候做的”,淺白而深刻、通俗而雋永的話讓人感觸尤深。
關(guān)于誤解
讀《陶行知教育名篇》,才知道當年很多人不理解“教學做合一”,哪怕是支持陶行知的。陶行知在《教學做合一》(1928年1月15日《鄉(xiāng)教叢訊》第2卷第1期)一文中寫道:
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(chuàng)辦電影演員養(yǎng)成所,招生廣告上有采用“教”“學”“做”辦法字樣,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,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了解教學做合一。倘使他真正了解,他必定要寫“教學做”辦法,決不會寫作“教”“學”“做”辦法。
什么是“教學做合一”呢?陶行知說,“做”是中心詞,“從先生對學生的關(guān)系說,做便是教;從學生對先生的關(guān)系說,做便是學。先生拿做來教,乃是真教;學生拿做來學,方是實學”。連支持者都誤解,不難想見他人的誤解和懷疑了。
《答朱端琰之問》(1929年1月《鄉(xiāng)教叢訊》第3卷第1期)一文中,陶行知回答了15個問題,比如:做什么?以實際生活為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夠顧到人生的全部?教學做合一能否傳遞全社會的經(jīng)驗?如何可以了解哥倫布探獲新大陸的故事?要明白火星是否要到火星里去?……第4問和第5問乍看十分有理,難道了解哥倫布探獲新大陸也要去“做”?難道了解火星還要飛到火星上“做”一番?陶行知一一解答。我相信端琰先生讀后會接受一部分,又會存疑一部分。更多讀不到文章的人,依然會對“教學做合一”抱著懷疑、否定的態(tài)度。
教育改革大抵從來就是如此艱難罷。胡適曾這么勸慰陶行知:思想事業(yè),要受困難和不自由,才能發(fā)奮振作。因為有那么多人的質(zhì)疑,促使陶行知對“教學做合一”做深入的思考,形成了“陶說”。我們的家常課改革,把70%的課堂時間還給每一個學生,學生這個主體就是在課堂完成自己的學習任務(wù),教師這個主導就是給學生布置好學習任務(wù),就是組織、管理、激勵每一個學生完成好自己的學習任務(wù),實現(xiàn)“剛需作業(yè)”不出課堂。
關(guān)于創(chuàng)造
陶行知在《創(chuàng)造的教育》(1933年3月《教育建設(shè)》第5集)中有不少關(guān)于“創(chuàng)造”的妙句:
行動是老子,思想是兒子,創(chuàng)造是孫子。
“行動”是中國教育的開始,“創(chuàng)造”是中國教育的完成。
每個人要去“做”,有想法(思想)地“做”,創(chuàng)造便會不期而至。要緊的是去“做”,而不是等完美的設(shè)想。大量的細節(jié)只有在“做”中才能得到完善,即便設(shè)想極其“完善”,一旦進入現(xiàn)實,還會出現(xiàn)很多問題,從來沒有一項改革會“順風順水”?!绊橈L順水”,一致叫好,絕不是改革,而是溜須拍馬。思想,就是為“行動”中的困苦準備的。
大家熟知陶行知的“五大解放”:解放小孩子的頭腦、解放小孩子的雙手、解放小孩子的嘴、解放小孩子的空間、解放小孩子的時間(《創(chuàng)造的兒童教育》(1945年4月1日《戰(zhàn)時教育》第9卷第1期)。解放了兒童,不等于兒童就有創(chuàng)造力。解放后還要建設(shè)。陶行知說:
需要建立下層的良好習慣,以解放上層的性能,俾能從事于高級的思慮追求。否則必定要困于日用破碎,而不能夠向上飛躍。(《創(chuàng)造的兒童教育》)
我把這段話發(fā)給了朋友們,附言:陶行知先生把我理解的、沒說清的習慣與創(chuàng)造的關(guān)系說明白了。解放兒童后,不是兒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怎么樣就怎么樣,而是要給兒童建立良好的習慣。葉圣陶也講:教育簡單一句話,那就是養(yǎng)成良好的習慣。習慣的養(yǎng)成重在“天天如此、課課如此”。今天這樣,明天那樣,看起來天天不一樣,天天在創(chuàng)新,但不可能有良好的習慣。
關(guān)于精確和工具
關(guān)于“精確”,陶行知在《教育與科學方法》(1923年《民國日報·覺悟》)中說:
“差不多”三字是我國人的大毛病。與人約定時間總是遲到(但上火車總是早到)。所以孟祿調(diào)查教育時說:“中國人對于數(shù)目不正確。如要改良中國的教育,非從數(shù)目入手不可?!?/p>
“差不多”就是不精確、不精準,就是馬馬虎虎。要干好事情,非得精確、非得精準。《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》(1919年10月《新教育》)一文中,陶行知強調(diào):“法是為人立的,含糊誤事,故宜清楚;繁瑣害事,故宜簡單?!睂W生自治,必須精確,必須簡單。“精確”和“簡單”是什么關(guān)系?越精確就越簡單,只要照著做就可以,而不用去猜測、去解釋,十個人有十種猜測和解釋,做出來的事便有了十種結(jié)果,且人人都覺得自己的結(jié)果是正確的。
至于“工具”,陶行知在《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》(1927年7月1日《鄉(xiāng)教叢訊》第1卷第3期)中寫道:
人的生活,必須有相當工具,才能表現(xiàn)出來。工具充分,才有充分的表現(xiàn);工具優(yōu)美,才有優(yōu)美的表現(xiàn);工具偉大,才有偉大的表現(xiàn)。
“無斧不能砍木,無剪不能裁衣,無刀不能做廚子,無工具不能做教育的事業(yè)?!保ㄒ姟督逃c科學方法》)各行各業(yè)要想提高效益,都要借助外在的工具:要想跑得比馬快,可以用汽車;要想游得比魚快,可以用汽艇;要想比鳥飛得高,可以用飛機;要想算得比人還快,可以用計算機……有了工具,普通人也能成為比馬快、比魚快、比鳥高的超人。有了工具,才能大面積地提高效益。課堂教學效益也是如此。
所以,陶行知又說:
教育有無創(chuàng)造力,也只須看它能否發(fā)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。中國教育已到絕境,千萬不要空談教育,千萬不要空談生活;只有發(fā)明工具、制造工具、運用工具才是真教育,才是真生活。(《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》)
這就說到了“精準”和“工具”的內(nèi)在關(guān)聯(lián)。好的工具一定是“精準”的;有了“精準”,才能造出好的工具。有了好的工具,還要“精準”地使用工具,工具才會發(fā)揮出價值來。所以,一線教師應(yīng)該致力于“熟練使用教學工具”,教科書是工具,教參是工具,配套的教具、教輔都是工具。至于開發(fā)工具,那應(yīng)該有專門的團隊、專門的人員。這是個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,各司其職,相互彌補,相互合作,效益才大。
關(guān)于真話
好老師的標準,陶行知有兩條:(1)有真知灼見;(2)肯說真話,敢駁假話,不說謊話。兩條里都有一個“真”字。他認為,教師的職務(wù)是“千教萬教,教人求真”,學生的職務(wù)是“千學萬學,學做真人”。
陶行知不怕丟掉飯碗,曉莊師范被封,也跟他“說真話做真事”有關(guān)。語文課程標準中說:要求學生說真話、實話、心里話,不說假話、空話、套話。這話的背后是有些學生在作文中說假話、空話、套話。
《社會改造之出發(fā)點》(1923年12月23日《中華教育改進社二周年紀念會會刊》)里,陶行知說:
我們倘能把種種問題用大刀闊斧來同時進行,豈不痛快!世上做這種夢的人確實不少。
飯要一口一口吃,問題也只能一個一個解決。世上絕沒有一套辦法,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誰說“有”,那一定是個說假話的壞家伙。我們的家常課要解決三個問題:課堂習慣好了,回家作業(yè)少了,考試成績升了。有人質(zhì)問:你們怎么培養(yǎng)學生的創(chuàng)新能力?怎么培養(yǎng)學生的合作能力?怎么讓學生思維碰撞?……現(xiàn)在我要用陶行知的話回答:“世上做這種夢的人確實不少。”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我們這一代解決這一代的問題,下一代解決下一代的問題。還有一個可能,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不少無法解決的問題,等著下一代的人解決。人類延續(xù)不斷的過程就是問題不斷的過程,因為想著后面的問題沒解決而不去行動,那幾乎等同于“因噎廢食”。這也就是陶行知為什么說“做”“行”是第一的。
《如何引導學生努力求學》(1929年,《知行書信》)里,陶行知寫道:
唯有學而不厭的先生,才能教出學而不厭的學生。
這話怕是要得罪一些教師,然而道理確是這么簡單。教師的字漂亮,學生的字就不會丑;教師的文章漂亮,學生至少不太怕作文。教師具有創(chuàng)新能力、創(chuàng)新精神,學生也不會故步自封、固守成規(guī)。教師是個專家,具有專家型思維,學生也就能像個小專家那樣思維。反之,教師的辦公桌是亂糟糟的,那么學生的課桌大概也是亂糟糟的;教師坐沒坐相、站沒站相,學生大抵也是如此。若非如此,那不是教師的功勞,而是家庭教育的功勞。
書海茫茫,人生苦短。我越來越覺得讀經(jīng)典的重要,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,經(jīng)典里早就有或直指或暗含的答案。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4年12月04日 第09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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